从乡村传统探究农村自组织发展路径(下)

“招商局·幸福家园”乡村社区支持计划在开展项目资助同时,期待与伙伴机构一起,对项目实践背后的经验模式、做事方法,行动反思进行梳理总结,希望能够给更多伙伴以启发。

2016和2018年,“幸福家园”资助海南和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和仁”)陆续启动“小空间·大舞台”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与社区自组织发展项目和“小村志·大文章”社区教育与自组织发展项目。两个项目抓住了“从社区内部寻找自组织内生动力”这一核心,透过赋权充能,逐渐建立起骨干培养、组织培育乃至广泛参与实践模式,有效提高了社区自我主张与自我满足能力。基于三年项目实践,和仁团队梳理出一系列乡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形成上、下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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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中,我们通过和仁团队的社区建设实践,呈现了社区公共空间建设过程中社区组织成长与转型。今日,我们为大家分享第二期项目案例,对乡村社区主体性成长和现代化转型的过程进行观察总结。


▌二、社区实践成果——项目过程与成果

2018年11月,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幸福家园”继续资助和仁,开展“小村志·大文章”社区教育与自组织发展项目。该项目以书院为平台,透过村史编写实现社区教育,持续深化社区组织化进程,促进社区主体性成长并朝向现代化转型。目前各项工作推进顺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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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至今,书院举行一系列校外教育以及社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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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目前藏书将近1万册,是JH村青少年阅读学习的重要场所

JH村文化广场成为社区老人的活动中心与当地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广场已接待来客超过3万人次,举行不下20场的大型社区服务活动。更重要的是,社区组织利用各种活动培育出文化广场管委会、社区妇女跳舞队和社区男子锣鼓队,使文化广场成为社区组织化的重要平台。其中,庙宇成为当地人获取心灵慰藉的庇护所与社区慈善的发生源,它的香火收入和零散的社会捐赠除了用于管理人员工作补贴和广场修缮费用外,大部分用于公益用途,比如开展公共活动、支持社区各兴趣小组的发展等等,这使得社区在组织化基础上能够自主而又可持续地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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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村文化广场成为最重要的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左为JH史料图片展,右为社区跳舞队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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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张以来,JH村文化广场已开展不止20场大型文艺活动

书院与广场作为职能不同的社区公共空间,不仅起到组织化的作用,而且在不同层面满足社区群众的多元化需求。自此起,JH村人一呼百应的义举在当地引起轰动,也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JH村人真团结”、“JH村人能做大事”等赞誉无限彰显着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性,从而进一步增强社群对社区的认同感和拥有感。


▌三、结语:一些观察与总结

泰勒(E.B.Taylor)说:“文化就是一个地区、某一群体共同的行动模式”,言下之意是文化会固化为一种族群共同的认识与观念,并指导人们的言行,建构出群体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对敏锐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对族群文化的熟稔和辨识,其实就是揭示和反映隐含在族群行动模式中的文化(传统)逻辑,以便建构合作关系、制定行动策略和谋求社会改变。

毫无疑问,本项目对在地传统的运用不拘泥于NGO主流所倡导的艺术、审美或生态等议题,它更关注传统对人与社群及其行动的影响,并发展出因地制宜的项目策略,以促进人与社群的参与和组织化。

1、组织

由于缺乏公共经济或公共财政基础,当下的农村社区服务性组织(兴趣小组与合作社除外)普遍具有外部资源依赖性,这也是社区自组织“他组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组织骨干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流出社区谋求生计,导致组织构成的不稳定。但如果深入社区肌理观察,我们会发现,留守的宗族权威和退休人员等其实就是传统的“乡村治理领袖”(费孝通原话),本项目以“乡村治理领袖”为基础发起社区组织化,其实就是很好地利用他们的“凝结核”作用以整合社区资源,使社区组织稳定持久和低成本地服务乡村。而利用熟人关系构建起来的社区网络,则突破地域局限,促进在外工作人员以个人或组织形式参与社区发展,进而对传统自组织的治理漏洞进行修正。

2、平台

雅各布、卡尔和阿伦特等人普遍认为,公共空间具有使人联结成社会、激发社群活力及实现民主治理等现实意义。社会组织当然深谙此道,实践中普遍以公共空间建设作为重要的项目策略介入乡村发展,但类似的经验也面临一个硬伤,那就是公共空间的临时性(活动化)和产权不明降低了社群的拥有感和参与度,也弱化了公共空间作为社群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平台作用。本项目的公共空间具有集体土地专用、全民集资建设以及社区组织托管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均由以重建传统庙宇作为筹款发起点而来。平台不会天然地自带流量,但庙宇等传统空间会,这也是顺德的社工站进驻传统祠堂、JH的庙宇变身文化广场的主要原因。

3、参与

参与是乡村社会工作的永恒主题,但参与的工具理性化,却成为在地社群参与的最大障碍,比如,“参与式”的本意是尊重在地社群的主体性,强调使用符合在地社群文化与需求的方法促进平等参与,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却演化为一套普通人难以掌握的技术体系。在本案例里,情景理清、问题界定和解决之道均围绕传统展开,以符合社群行为模式、意志与需求的策略来保证人们有能力、有动力地平等参与到项目活动与公共事务中来。当然,社群参与或社区组织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社区自发秩序形成后,适时引入参与式工具更能拓展实践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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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人与社群的能力与权利,而比较之下,技术方案或解决之道(如活动)无非是视乎其伦理和效用而有所选择的手段,正如本案例中的传统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其重要依据是传统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即传统依然影响着社群的生产生活,而社会工作的嵌入,则是为了使它更好地服务于社群。

共同体或共同体建设是一个较为古老朴素与极具有争议性的议题,但在当下的中国,它是给个体提供安全保障还是压制个体的自由度,这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破败凋敝的乡村已无法适应现代化转型的要求。近几年来,国家政府发布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乡村社区组织的政治主张,这其实就是强调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它的价值在于,让逼到戈壁荒漠的人们回归生机勃勃田野,安心耕耘。
实践艰难,改变不易。唯有静待涓滴,以汇成浩瀚。